孝武帝即位之初还想振作一番，装模作样地要学习儒家经典《孝经》。这下可忙坏了那些朝廷大臣，一时“仆射谢安侍坐，尚书陆纳侍讲，侍中卞耽执读，黄门侍郎谢石、吏部侍郎袁宏执经，车胤与丹阳尹混摘句”，当时朝廷重臣全来侍候他读《孝经》。车胤是一位学者型的朝官，对《孝经》中的疑难问题总要向谢安兄弟求教。文中的“难”就是现在所说的“不好意思”，“苦问”就是“没完没了地问”，这样的次数一多他就觉得太打搅谢氏兄弟了，因而向好友袁羊倾吐内心的惶惑：“不问则德音有遗，多问则重劳二谢。”不问便错过了学习的好机会，多问又怕给二谢添太多麻烦——问还是不问呢？

袁羊肯定地回答说：“必无此嫌。”何以见得？袁的分析真是俏皮之至：“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，清流惮于惠风？”将谢家兄弟比为“明镜”和“清流”，将车胤说成是“淑女”和“惠风”，无论是本体还是喻体都清丽高雅。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把难以说清楚的复杂问题说得一清二楚，魏晋人应对言谈的本领不得不让人叹服。

当然，这则小品明显是在美化“二谢”，文中说俏皮话的袁乔在孝武帝时早已命归黄泉，袁羊无疑是张冠李戴；车胤是当时一位饱学之士，二谢只能说比车胤位高，断然没有车胤学富，在学问上车胤实在没有什么要有求于二谢的。《续晋阳秋》载：“胤既博学多闻，又善于激赏，当时每有盛坐，胤必同之，皆云：‘无车公不乐。’太傅谢公游集之日，开筵以待之。”可见，谢安也从不敢怠慢他。

事虽未必是真事，文则无疑是妙文。

除某些篇章偶涉女性外，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专门写魏晋名门闺秀。与荀粲“妇人德不足称，当以色为主”的高论相应，这些名媛之“贤”多不因其贞洁妇德，而因其才智姿容，因此，余嘉锡先生认为“贤媛”之称名不副实：“有晋一代，唯陶母能教子，为有母仪，余多以才智著，于妇德鲜可称者。题为贤媛，殊觉不称其名。”在《世说新语笺疏》中，余先生一向持论极严，对放诞的名士从来不假颜色，对“出格”的女性自然也并无好感。其实，“贤”的本义是与才能相关，后来的引申义才与道德相连。以“妇德”著的闺秀可称“贤媛”，“以才智著”的闺秀怎么不能称“贤媛”呢？生活在魏晋的女性何其幸运，她们的环境比后世更为宽松，也更为人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