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五事，不仅是军事斗争的保证，而且也是统治者夺取权力，稳固江山的法宝。

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有作为的皇帝之一。他在位期间，政治清明、经济发展、国家安定，曾一度出现“盛世”局面。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治国有道、赏罚分明、制度严明是分不开的。

他曾经在平叛准噶尔部的战役中，大胆提拔忠心爱国的将领高天喜。而高天喜在回疆之役中战死后，乾隆亲自赋诗哀悼，称其为“绿旗中第一人”，并立祠纪念，爱将之心溢于言表。在他这种破格用将，重封重赏的政策下，乾隆时期涌现出一批作战勇猛、浴血杀敌的将领，这些将领不负众望，立下赫赫战功。

当然，对于无功的败将，乾隆毫不手软，予以重罚。乾隆十三年（公元者748年），总督张广泗与讷亲起了冲突，在指挥作战过程中各持己见，结果损兵折将，吃了败仗。乾隆将张广泗、讷亲撤职诛杀，以示军威。

有鉴于此，乾隆还特地增军律三条，如有违犯，皆斩立决。

有了如此严明的赏罚制度，朝臣将士无不尽心尽力，尽职尽责。这为乾隆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

孙子认为作战之前一定要周密谋划，这样战争取胜的可能性就大，否则就容易导致失败。

孙子提出了用兵之前，决定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战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，这五个因素是从己方能否取胜的角度来讲的。但是，站在战争全局的角度来判断哪一方能取得胜利，就需要从“七计”中去推断。首先要看国君的政策是否能顺应民意、上下齐心；其二要看双方将帅谁的素质更好、才能更高；其三要看谁占据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地理环境；其四要看军队的纪律是否严明；其五要看武器的装备情况；其六要看军队是否训练有素；最后还要看奖惩制度是否公平。综合考察这七个方面的因素，方能知道哪一方能在战争中获胜。

在战争中，利用“七计”取得胜利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春秋战国时，晋王听说吴国的宫殿金碧辉煌，吴王纵情酒乐，晋王看到了吴王的荒淫无道、众叛亲离。于是发兵，一举灭吴。吴王无道，自取灭亡，可见，君主的贤明与否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。

刘邦在夺取政权后，曾洋洋得意地说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粮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！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我所擒也。”刘邦任用张良、萧何、韩信而得天下，项羽有贤臣良将而不能加以重用，所以失去了天下。

天时、地利、严明的纪律、优良的装备、善战的士兵、严明的赏罚制度同样在战争中举足轻重。

东汉大将马援，奉光武帝之命率部攻打五溪。由于路途不熟，又逢酷暑，瘴气蔓延，所以士兵一路疲惫不堪，有些人还中暑死去。但是马援并未就此取消攻打五溪的计划，而是坚守阵地，结果大败而归。他就是犯了不得天时地利的错误，才导致了如此结局。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，不仅要占据天时、地利，而且还要治军严明。三国时的曹操非常注重论功行赏，而且赏罚分明。他把每次作战得来的财物都赏赐给有功的将士，对于没有功劳的人从不滥加奖赏，所以将士作战都争着建功立业。有一次他领兵出征，行军经过麦田时，他下令士兵不得损坏麦苗，违者处斩。可是正好此时，他的坐骑受惊，跃入麦田，踏坏了麦苗。按规定当斩，但他作为军队主帅不能自杀，最后仍然割发代罪，以儆全军。他的这些做法，使士兵和谋臣们深受鼓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