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16)“收其内”五句：间，离间。施子美曰：“其六则内收其大臣之心，而外致其间。彼大臣既心向于我，则必外而相助于我，而不为其君谋国，此国所以少有不亡者。”朱墉《直解》曰：“外相，阴助于我也。”朱墉引翁鸿业曰：“外相内侵，如秦使张仪相魏，而以兵伐之，魏终以亡是也。”又引《开宗》曰：“此言离其在外之才臣而以兵侵其国内。”
(17)“欲锢其心”六句：欲锢其心，意即想要抑制敌君的争雄志向。锢，蔽塞，抑制。朱墉《直解》曰：“锢，蔽塞也。”轻，轻视，忽视。施子美曰：“其七则必有以惑其上下。诱之以利以锢其心，使其君惟利是慕，而无远虑，此则晋遗虞以璧乘，而反以图虞也。收其左右忠爱之心，阴示以利，使其臣贪于利，而不恤其国，此亦越遗太宰而以图吴也。其君既交征利，则必忽于农事，而国无蓄积空虚。”朱墉引张江陵曰：“使彼轻弃四民之本业而空其蓄积，如裴矩说隋炀帝造船伐高丽是也。”又引《开宗》曰：“此言锢蔽其心而令其国贫困。”
(18)“赂以重宝”九句：重亲，意即加深彼此的亲密关系。朱墉《直解》曰：“重亲，重结彼此之亲好也。”施子美曰：“其八则赂其将而图其国。将者，国之辅也，今而赂以重利，以诱其心，资之以谋，以役其心，则彼必我信，是谓重亲。重亲者，吾能重彼之所亲，使反彼而亲我也。既重其所亲，积之以久，则彼之心，其信我也坚，故必反为我间。若是则彼之国，虽彼之所有，而已外附于我矣，故其地必大败。昔汉入崤关，谓秦将者贾孺，乃遗以重宝，秦将乃与连和，而高祖始得以入关矣。”朱墉引赵克荣曰：“与敌臣通谋，使为我用，如金人之重亲秦桧是也。”又引《开宗》曰：“此言赂谋以结敌国，使听于我而为我用。”
(19)“尊之以名”八句：大势，指权倾天下的地位。大尊，意即给敌君以很高的尊崇，使其妄自尊大。微，隐匿，这里是假装的意思。偷，苟且，懈怠。施子美曰：“其九则尊而骄之，以侈其志。尊之以名，示以大势，致其大尊，荣饰圣人，皆所以骄之。尊之以名，则予之以高名。无难其身，则使之安其乐。示以大势，亦所以尊之也。从之必信，又所以顺之也。彼既喜其势之尊，而信吾之信己，则其志必骄矣。致其大尊，亦所以归之以至尊也。先为之荣名，而微以圣人饰而归之，则彼必自负矣。既尊之以名，而复示之以势者，盖名则如称王称帝也，势则以其形势之大也，而致其大尊者，又以其为尊之极也。微饰圣人，使之言其德可以当，是崇高富贵也。以是骄之，则彼必恃其尊崇，而不加意于其国，宜其国之偷而弊也，谓之大偷之甚也。”
(20)“下之必信”八句：既以得之，乃微收之，朱墉引汪殿武曰：“相信相应而密收之，如刘玄德之待吕布是也。”施子美曰：“其十则欲得其情而以渐取之。下之以信，则彼必惟我之听，其情可得矣。既得其情，则不可逆之，故承意应事，以致其从，如与同生，示无害彼之心。若是则彼之情既为我得矣。既得而骤以去之，则彼必暴至，故当微而收之以渐，使不自觉悟。及其危亡将至之时，如天丧之而已，亦不之知。”
(21)“塞之以道”十八句：塞之以道，意即采用各种方法闭塞敌君的视听。咎，灾祸。繁滋，指被收买的敌国人臣滋生蔓延，力量不断壮大。徒党，指被收买的敌国大臣势力。施子美曰：“其十有一则骄其心而诱其臣，以为闭塞之道。盖人情无不欲富贵恶死咎，吾则因其所欲而收之，以至于纳勇智之士，皆所以诱其臣也。阴示大尊，又所以骄之而使不疑也。乃微输重宝，收其豪杰，则彼之为臣者，慕吾之利，必归于我，而吾又当厚其所积以为养士之资，而外则阴收其士心。有智谋者，吾则纳之而使图其计；有勇力者，吾则纳之而使高其气。使彼各足于所欲，极其富贵而至于繁滋，则彼之臣皆乐为吾用。吾得其人，则吾之徒党已备，而可以图彼之国，是彼为我所塞矣。塞者以其闭塞之，而使不知其臣之为己用，国之为己图也。有国而塞则必坏矣，安能复有其国？”朱墉引《开宗》曰：“此言收彼豪杰智勇以益吾徒党，使彼有国而无人，终于无国。”
(22)“养其乱臣以迷之”五句：大势，指看似对敌国十分有利的争斗形势。施子美曰：“十有二则养其乱臣者，彼之所亲信而委用者也，养以迷之则彼必为之惑。进美女淫声以惑之，盖美女易以蛊人之心，淫声易聋人之耳，其进以惑之，则彼必为之变。遗良犬马以劳之，盖驰骋田猎，易使人心狂，故遗之以是，所以劳之。彼之心既为众感所乱，而吾复将以大势诱之，则彼必自安其乐，而不虑其他。机既若是，而天时未可知。又上察天时，而下与天下图之，盖欲卜之天人之心而以取之也。在纣之时，有恶来、飞廉以为之臣，而散宜生之徒，又求美女以进之，而太公方且告文王以惠民，以观天道，则应天顺人之举，其在是欤？”
(23)十二节备，乃成武事：施子美曰：“伐人本以武也，而必先之以十二节者，盖刚不足以制刚，制刚者柔；强不足以胜强，胜强者弱。用之以文而可以成武事，此以柔弱制刚强之道也。”朱墉引王圻曰：“十二宗皆肆毒阴残之事，‘备’字见得件件不可少之意，‘乃成’二字最宜着眼，见所以谋敌者，节节得计，乃成阴杀之事。此所以谓之文伐也。”又引周鲁观曰：“伐之之事未周，故敌得免其危亡之害。而惟其备焉，则所事既工而用意实惨，有不必假其兵革之威而可坐收其用武之效。”《中国历代军事思想》指出“十二节”的内容，“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三类：一是投其所好。根据敌国君王的个性心理特征，针对他的那些能产生有害后果的爱好、展望、志趣，如贪利、好色、喜奉承、爱虚荣等的弱点、缺点，尽可能予以满足，并故示恭顺，以促使他的弱点、缺点不断发展，从而产生骄傲轻敌、沉湎酒色、忽视生产、荒疏国务等的错误。二是贿买敌臣。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群体心理特征，针对‘人臣无不重贵与富’的思想，‘赂以重宝’，‘收其豪杰’，使其‘身内情外’，‘心为我用’。三是进行离间。‘收其内，间其外’，拉拢其宠臣，使中伤忠臣，以引起敌统治集团的相互疑猜，破坏其内部团结，并塞其言路。在实施上述谋略的同时，自己则抓紧战机，收揽人才，施行仁政，扩大政治影响，发展经济，增强战争潜力，整军制械，扩充军事实力。在敌人日渐衰微、自己日渐强盛的情况下，伺机出兵，一举消灭敌国”。刘庆在《〈六韬〉与齐国兵学》一文中说：“《孙子》所提出的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全胜战略，既有受华夏民族否定暴力、倡导和平思想传统影响的一面，也有不能完全摆脱周朝礼乐文明束缚的另一面。但由于齐桓、管仲霸业已成为历史陈迹，‘全胜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军事行为的价值判断和用兵理想境界，而不具备实际意义。《六韬》在伦理观上是完全赞同《孙子》观点的。《发启》篇言：‘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。’《军势》篇言：‘上战无与战。’但它并没有因此陷入理想主义的泥潭，所提出的‘文伐十二节’，或阴赂敌之左右，或娱以美人犬马，或养其乱臣贼党，或塞其言路贤谋，极尽阴毒刻薄之能事，以搞乱敌国内部，削弱其战斗力为宗旨。至‘十二节备，乃成武事。所谓上察天，下察地，征已见，乃伐之’（《文伐》篇），对《孙子》语焉不详的‘伐谋’内容作了深入具体的阐述，还将全胜战略与实战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这样，伐谋伐交也就不再仅仅是全胜战略的两个理想层次，而是实战的辅助和准备手段。证之《鹖冠子·武灵王》所提出的以‘用计谋’、‘因人事’为‘战克’做准备，待‘其国已素破，兵从而攻之’的主张，可知战国中后期全胜战略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，《六韬》正是这种新的战略思潮的代表。”
(24)“所谓上察天”四句：施子美曰：“孙子曰：‘校之以计而索其情。曰主孰有道，天地孰得。’则所谓上察天、下察地者，乃所以校其天地之孰得也；征已见则危亡之证可见，正主孰有道之说也。若是则成败决矣，故乃伐之。”刘寅曰：“顾不义之事，文王肯为之乎？文王以太公为师，而问文伐之法，太公喋喋以谋诈告之，亦独何心哉！不惟文王厌听而太公亦难以启齿矣！以文王之世，周、召方兴二南之化，而太公以此诈谋启之，春秋战国之时又将如之何哉？呜呼！此书之所以难尽信也。”朱墉《全旨》曰：“此章文伐等事皆出于阴谋取胜，其心皆不正，岂以文王之圣而用此哉？太公言此，亦岂欲文王用此哉？然圣人不为奸，而未始不知奸，则奚不可详言之以使暗主知悟也？惜乎！太公之言具在，而后世暗主犹明明为人所中而不知，是真愚之甚者也。此如医家诸般病症，皆已道破，而人自犯之耳。或曰养其乱臣，因崇侯虎是也。进美女淫声，有莘氏之女是也。遗犬马，进骊戎之文马是也。即此一节，太公不已身行之乎？”按，刘寅、朱墉论及太公“文伐”，文多迂腐，不能或不愿相信太公曾行“阴谋”之事。且不论《六韬》中的“太公”与“文王”绝不能与历史人物姜尚、周文王划等号，单谈历史上身为政治家、军事家的姜尚，其真实面目必与儒家所设计的理想“贤相”形象相距甚远，他是完全有可能如《史记·周本纪》所述，在辅佐周文王、武王时采用了“进美女淫声”、“遗犬马”等手段的。钮先钟说：“在《六韬》全书中，这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。‘文伐’是《六韬》所首创的名词，其意义即为使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来打击敌国。孙子所说的‘伐谋’和‘伐交’，实际上也都可以算是‘文伐’。这一篇对于‘文伐’的方法，分为十二节来加以详细讨论。概括地说，即使用各种阴谋来减弱敌方的国力，破坏其团结，妨害其政务的正常运作。对于十二节的内容不必细述，因为都是些世俗所熟知的方法，例如贿赂、美人计等，但此种观念本身却深值重视。因为所谓国家战略（大战略）的运用本来就是以非军事因素为主，如能以非军事手段达到目的，则又何必使用武力。进一步说，‘文伐’也可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。‘文伐’若已奏效，则也就能‘胜于易胜’。所以，此篇的结论曰：‘十二节备，乃成武事。所谓上察天，下察地，征已见，乃伐之。’此与《韩非子·亡征》篇中的观念也非常接近。也就是说必须等到对方已经出现败亡的征候，然后才发动军事行动（乃成武事）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