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宗：后来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，就假装投降元政府，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，大罪第二(又恐海隅一区，难抗天下全势，诈降于元，坑其参政赵琏，囚其待制孙撝，其罪二也)。

第三宗：再后来又占了浙西，擅自称王，大罪第三(厥后掩袭浙西，兵不满万数，地不足千里，僭号改元，其罪三也)。

第四宗：冒犯我的疆域，被我打败，又投降元政府，大罪第四(初寇我边，一战而生擒其亲弟，再犯浙省，扬矛直捣于近郊，首尾畏缩，又诈降于元，其罪四也)。

第五宗：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，却不向政府交税，大罪第五(占据江浙，钱粮十年不贡，其罪五也)。

第六宗：对元政府阳奉阴违，谋害元政府官员，大罪第六(阳受元朝之诏，阴行假王之令，挟制达丞相，谋害杨左相，其罪六也)。

第七宗：知道元王朝已没落，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，大罪第七(知元纲已坠，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迩、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，其罪七也)。

第八宗：诱我的大将投靠你，又掠夺我的百姓，大罪第八(诱我叛将，劫我边民，其罪八也)。

张士诚听闻这八条罪状，跳了起来，失声叫道：“朱秃子神经错乱啦。”

朱秃子没有神经错乱，这八条罪状看上去是无稽之谈，其实，它们有很深的渊源。而这渊源，如果张士诚能绕过现象的漩涡，就会发现这篇檄文的本质所在。这一本质正是刘伯温几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，才使他迷途知返、恍然大悟的。

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

朱元璋对旧社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。多年以后，他泪水在眼里打转地回忆说：“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州县官吏对百姓如对待牲畜，贪财好色，饮酒废事，从不认为民间有疾苦。我当时愤怒得发狂。”

刘伯温在1360年初见朱元璋时，无法理解朱元璋浑身散发出来的对元王朝的刻骨仇恨，这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朱元璋不了解。朱元璋没有知识、没有背景，处在社会最底层，受了太多的苦。就是后来拿着饭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饭，也是过了今日没明天。用民间的说法，朱元璋的人生就是“强活”——奋力勉强地活着。

刘伯温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凄惨岁月，由于二人的经历不同，他也无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。刘伯温不想改变朱元璋对元王朝的看法，因为他本身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元王朝，他对孔子的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的教诲很有心得。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时候，抛掉朱元璋头上顶着的红巾军的帽子。其实抛掉的不是红巾军这顶帽子，而是这顶帽子的白莲教的质料。

他在给朱元璋的《时务十八策》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这一信息。他说朱元璋赤手空拳创建了应天政府，而丝毫未提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员将领。

1362年农历六月，察罕帖木儿在他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温柔的一笑，这位元王朝的“齐桓公”对朱元璋说：“我已经奏报朝廷，给你个丞相的职务。”朱元璋对这察罕帖木儿的温柔一笑，心神不宁。当时刘伯温正在老家守丧，他给刘伯温写信征求意见。刘伯温对他说：“察罕帖木儿现在是元王朝的顶梁柱，我们不能得罪他，但我们也不能像张士诚那样投降元政府，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。只有一个计策，那就是不理他，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降。”

刘伯温的这一想法，是他把朱元璋和张士诚作比较得出来的。当时张士诚投降元政府，在法理上名正言顺。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张士诚那里，这是一个主要原因。跟着张士诚，风险成本小，而跟着不合法的朱元璋，风险大。

朱元璋是否想过被元王朝招安，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。但就在本月，察罕帖木儿被田丰谋杀，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茫然了很久，最后叹息说：“天下无人也。”

后来吹捧朱元璋的人说，朱元璋当时不理察罕帖木儿，是因为对将来的成功已成竹在胸。这简直是胡扯，朱元璋当时西边有巨无霸陈友谅，东边有张士诚，还有他至少在七年时间里都难以企及的元大都，他怎么就会对成功成竹在胸？

他所以没有接受元政府的招安，是因为察罕帖木儿死得早，如果再给察罕帖木儿几年时间，朱元璋后来的路肯定会不同。

1362年年末，元政府派了一批使者先到方国珍处，然后送信给朱元璋，要招安他。朱元璋和刘伯温商议许久，刘伯温认为，继续不理。因为在刘伯温看来，失去了察罕帖木儿的元政府，已经没有了招安的资格。朱元璋比刘伯温走得更远，他不但这样认为，而且还把元政府的使者叫到应天，杀掉了其中几名。